第四百五十三章：道德绑架 (1/2)

“贯穿华夏历史，士族一直都存在，只是存在的显性还是隐性的问题，如果尾大不掉，那对当局的朝堂危害是极其甚远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没有力挽狂澜的手段，那改朝换代不远矣。

“汉代，士人特重士名（即人格名望、风骨气节及学识才能），一旦成为名士，功利官位会接踵而至，故士人或着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恪守封建纲常名教；或浮华交游，广结朋党，相互吹嘘，以沽名钓誉。”

“东汉后期，在士人中间清议品题人物之风极盛。这种人物品题属于民间范围。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确立，品评士人之权收归政府。凡由中正品评者，皆据其德行才能、家族阀阅而给予不同品第（乡品），然后授予各种官职。”

“未经中正品评者，不得仕为品官。于是，士人遂具有了某种特定阶层的含义。士庶对立，渐露端倪。凡九品以上官吏及得到中正品第者，皆为士，否则为庶。士人中，又出现凭借父祖官爵得以入仕清显并累世居官的家族，是为士族。”

“士族在东晋时达到极盛，至南北朝始衰。隋唐以后，士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士作为一特定阶层的观念仍然保留。宋以后，士或士人一词逐渐成为一般读书人的泛称，不再特指官。”

“历史考究，隋唐时期士族制度走向消亡。其原因一是隋唐科举制的实施使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通过考试参加到政权中来，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础“九品中正制”；”

“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使一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一些土地，也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其禁止无限占田和随意买卖土地的规定，多少起到了抑制土地兼并和保护自耕农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士族制度的经济基础。”

“二是唐朝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三是农民战争进一步摧垮了腐朽的士族制度。从此，存续了六七百年的士族制度最终在历史舞台上消失。”

“可士族真正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了吗？一个利益团体，怎么可能如此消失？任何人或者团体，在面临不可逆的情况下，选择变通，适应环境时唯一的出路。”

“时间一长，各种利益牵扯，人心不足的现象会入渔网般交织。作为华夏帝国的管理者需要保持清醒头脑，有些手段会让你们左右为难。”

“最让人无从下手，无可奈何的就是道德绑架，那么从一开始就需要避免这一切。”

“所谓的“道德绑架”，可能是在用圣人或超人的标准要求普通人(补充内容：其实不是圣人的标准，圣人也不一定掏钱救助所有有困难的人，应该说用是超乎人类和说话人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如果做不到，就算是他眼中不道德的行为)，用美德来要求道德义务。”

“主要是源于群体思想觉悟低，资源分配不均匀所产生的不平衡心理。比如，要求一个军人舍身救人，否则就要谴责，这就是道德绑架；要求一个富人掏钱支持希望工程，这尽管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一个人不掏就要谴责，这也是道德绑架，因为这并非他的道德义务；”

“要求一个人代表团体去随机抽奖，如果抽不到就是损害了团体利益就要受谴责，这同样是道德绑架。“道德绑架”之所以发生，除去人的精神结构不谈，根源就是道德判断的逻辑混乱。”

“一、保守主义，如果一个人连道德底线都没达到，连道德义务都没尽到，用道德底线的标准、尽道德义务的要求对他进行道德判断就不仅不是道德绑架，相反是在捍卫作为一种“公共善”的道德。那些把什么都称之为“道德绑架”的人，等于连这样的道德底线和道德义务都要取消。”

“二、自由主义，“道德”一词的存在，目的在于个人的修身养性与精神发展，并进而形成群体性的“宽容”、“理解”、以及“尊重”。”

“其存在不同于并高于法律，没有任何强制性和规范性，是一种对模糊的“善”与“美”的渴望与追求，扎根于人的本性之中。且不论社会对“道德底线”和“道德临界点”的所在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定性。”

“道德底线，一词本身概念极其模糊，哪怕一个人跨越了“道德底线”，但凡他的行为还在法律范畴允许之内，其行为就可以被接纳和理解。仅有对逾越法律底线的行为，社会才能够比较客观地评价其行为为“错误”。”

“但在一般情况下用“个人道德标准”或是毫无明确定性的所谓的“社会道德标准（公共善）”，即“道德底线论”对没有违背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的道德批判(例如对“不给老弱病残让座”进行批判），从根本上即是“道德绑架”。

“所以，正因为“道德”本身并不存在“义务”属性，“道德义务”一词犯了逻辑上的错误，本身不应存在。”

“三、以偏概全，在一些涉及到道德问题的事件中难免有人会以自己的经历见闻去否定他人的所作所为，不在观点问题上切入矫正，而是以一种偏激的态度去责问乃至讽刺或辱骂。”

“人和人的经历不同会导致对同一个问题产生不同看法，有部分人会认为自己经历的优先度高于他人，做不到换位思考便先去讽刺批判一番。”

“比如：某人家庭破裂迫使其子尚未成年便自己在外生存，在这期间父母并未教育和管理，而成年后其子只对在外照顾他